俄国革命的遗产

彼得‧塔夫(Peter Taaf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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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悲剧:俄国革命史1891-1924》

塔夫(Peter Taaffe)在文中就费吉斯(Orlando Figes)的著作《一个民族的悲剧》作出评论和回应。后者虽被誉为权威历史著作,但其实不过是试图掩盖1917年重大事件的真正意义。

俄国革命刚刚开始,俄国以至全世界的有产阶级代表们就预言“布尔什维克专政”会很快垮台。

1917年11月9日,《泰晤士报》(The Times)认可并引述纳鲁科夫(Naklukoff)——刚被推翻的克伦斯基(Kerensky)政府驻巴黎大使——的话:“目前形势确实严峻,但还不算糟糕透顶。即便消息是真的,我们也不必过分惊慌……让它发生,然后再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样反倒更好。最高纲领派(布尔什维克)运动的武断行为已经注定了它自己的灭亡。我相信,只要哥萨克团一到场,这场运动就会停止。”这名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认为布尔什维克只剩下“几天时间”,而著名作家高尔基(Maxim Gorky)估计他们的政权只能维持两周。但是,发现了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权比他们之前预言的更加顽强之后,资产阶级就开始诉诸谎言和诽谤。这还不够,所以他们用上了更有力的“论据”:枪炮、坦克、飞机和干涉军,来打击和消灭革命。

自那以后,资产阶级用尽一切办法来篡改1917年的历史,扭曲伟大革命领导人——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就算1917年及随后确有理由害怕俄国革命的蔓延力,为什么费吉斯等历史学者现在要花费这么大的篇幅(超过900页)继续诋毁俄国革命?毕竟,随着1989-90年东欧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垮台,俄国革命的遗产——特别是计划经济——很明显已经被“永远”根除了。

费吉斯以及派普斯(Richard Pipes)等更反动的历史学者,把很多注意力放在革命周年纪念,正说明了这场革命对当代工人的持久吸引力。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将步入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灾难,事实就更为如此。他们必须尽其所能掩盖1917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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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当初能在俄国发展吗?

俄国从欧洲殖民地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国家,离不开革命和计划经济奠定的基础。在详细介绍俄国城市状况时(112-113页),费吉斯证明了革命来临时俄国的落后性:“这座沙皇之城(圣彼得堡)的死亡率是欧洲各国的首都中最高的,甚至超过了君士坦丁堡,而霍乱平均每三年爆发一次。”费吉斯还详细描述了农村地区同样的不开化与经济落后。但是,他的任务是证明革命“绝非不免”以布尔什维克“专政”结束。他认为,俄国有可能走上“民主”道路,而十月革命不过是“懦弱”且“专制”的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所发动的“政变”。

其他人——特别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帮助费吉斯证明,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俄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本可以比计划经济下快得多。但事实恰恰相反,尽管斯大林主义造成了恐怖的一党集权政体,俄国革命带来的计划经济仍然使工业、社会和群众生活水平实现了无可比拟的巨大发展,其他类近国家绝不能与之相比。

“并非如此。”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说道:“你们怎么看待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和1945年后日本的非凡发展速度?”但是这些经济体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是因为它们自身的独特条件和二战后美国及其傀儡国的特殊政策。面对建立在十月革命成果——包括计划经济——之上的斯大林主义的威胁,美帝国主义在日韩通过剥夺地主和给予农民土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部分任务。被逐出中国大陆的国民党也对台湾原住地主做了同样的事。他们清除了残余的封建和半封建土地关系,为资本主义发展铺平道路。这一措施,再加上美国市场、国际资本和血汗奴工(韩国和台湾)是这些新兴国家发展的基础。而直到今天,大多数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国家尚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68年12月连《科学美国人》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在比较了1928-66年日本和苏联的发展速度之后,也总结说:“尽管受到二战的严重削弱,在1928年后的38年里,苏联的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5.4-6.7%:这种成就是前所未有的。”(21页)直到1970-80年代,由于一党集权的斯大林主义体制破坏了苏联的发展潜力,增长速度才慢下来。1989-90年崩溃前,斯大林主义确实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的倒退。

1917年的俄国须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就是彻底的土地改革(给予农民土地)、解决民族问题(给予被压迫民族自决权)、实行民主和发展现代经济。根据1905年革命的经验,列宁认为自由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托洛茨基著名的不断革命论和列宁的四月提纲指出,工业家与银行家都和半封建地主紧紧地捆在一起。资本家投资于土地,地主则投资于工业。银行家借给地主40亿卢布,所以剥夺地主将危及银行家和工业家的投资。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前殖民地或前半殖民地国家现在大致上仍是如此。例如在印度,地主经常是资本家,资本家经常也是地主,这两种身份经由银行资本联系在一起。所以彻底的土地改革——也就是将土地交给农民——不但会遭到地主及其私人武装,还遭到资本家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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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是偶然还是必然?

俄国地主和资本家同官僚相关联,而制度的头上顶着沙皇的皇冠,用来迷惑群众,镇压反对力量。费吉斯说,如果及时进行土地改革并给予民主,沙皇政府或许就不会被推翻。但是,在他自己提供的许多细节里,都证明这种想法多么不切实际。的确,资产阶级希望专制君主进行有限的民主改革,但1931-37年西班牙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革命的进程。阿方索国王撤换了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可仍未免于流亡的命运。

1915年,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Cadet)领导人米留可夫(Milyukov)在敦促沙皇做出让步时说:“我们正走在火山口上……紧张局势已达到极限……不小心掉下一根火柴就足以点燃熊熊烈火。”让步还是镇压,1917年的有产阶级左右为难,因为不管哪条道路都可能引发革命。

米留可夫在1915年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俄国农民正在战争的重担下痛苦呻吟。费吉斯等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总是用阴谋论来解释历史——特别是革命——尽管他们自己提供的材料与此结论相矛盾。他们当然也如此看待十月革命,但正如托洛茨基所说,革命的“爆发是因为所有社会矛盾都已经达到最紧张的程度”。

爆发革命主要是因为社会已经发展到不发生剧烈变动就不能继续前进的地步,而不单单是鼓动宣传的结果。一般来说,只有满足了四个条件,群众对政权的反抗才会越过普通抗议的界限,而发展成革命运动。首先,统治阶级必须发生分裂——连费吉斯也很清楚2月前的俄国正是如此。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对战争和政权的反对情绪都在增长。

工人阶级日渐觉得“我们不能再继续像这样活下去”,也就是准备将斗争进行到底,是革命的另一个重要条件。二月革命前的几个月里,这种情绪正在形成。如果沙皇政府在1916年做出妥协,革命第一阶段的进展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这个进程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1916年1月,“血腥星期日”(沙皇政府屠杀请愿工人,揭开了1905年革命的序幕)的周年纪念日,圣彼得堡爆发了大规模罢工。这一年的罢工人数是前一年的两倍,而且工人从经济罢工转向政治罢工,从局部斗争转向考虑总罢工。中间阶层——特别是在农村——处于动乱之中,一战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过程。

但费吉斯却认为,这不是俄国工人急切拥抱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他说,工人接受“这一学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其他的政治思想,否则工人起码会对马克思主义稍微多一些的保留和怀疑。不过这也根植于大多数工人过去接受哲学教育的方式。成年人在学习儿童在学校里通常所学的知识时,经常只能理解最简单的抽象观念。这些观点往往深深地刻在他们的脑海里,让他们难以再去吸收更复杂的知识。他们看到的世界是非黑即白的,因为狭隘的学问阻挡了其他任何色彩。”

也就是说,费吉斯觉得俄国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因为它准确地描述了他们在俄国地主/资产阶级政权下的生活境况。要是他们上过大学,最好是费吉斯任教的那一所,那么俄国工人阶级的意识就会变得不同。在社会科学方面,特别是在谈到革命的时候,大学一般总是大搅浑水、迷惑视听。在资产阶级学者完全不能理解工人阶级,特别是其先进的指导阶层。在他们眼里,工人阶级——特别是它的先进领导阶层——只不过是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的棋子而已。

为了对俄国革命做好准备,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党认真研究过法国革命、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把工人阶级想改造社会的无意识愿望提升到自觉层面。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宣传清楚地解释了1917年工人和贫农的阶级利益所在。如托洛茨基所说,1917年初,“不管是在士兵苏维埃里,还是在工人苏维埃里,布尔什维克一般都只占1-2%,最多不超过5%。参加斗争的工人、士兵和农民至少有95%是跟随着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大政党(孟什维克和所谓的社会革命党)的。”

布尔什维克先是被指责为宗派主义者,然后又被指责为德国间谍。但“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指向群众,而且不是指向上层群众,而是指向那些絮絮叨叨的议会代表通常所遗忘的数百万乃至数千万最底层、最受压迫的群众。”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内的报纸,整个出版界都对布尔什维克展开了恶毒攻击。在二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月里,滔滔不绝的谩骂和关于布尔什维克从德国拉来一车车黄金的谣言,甚至令水兵和士兵们威胁要刺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导人。

但是,群众的亲身经历使他们对其他政党的幻想破灭了,因为这些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结盟的政党背叛了工农的利益。群众开始对布尔什维克的演说产生更多好感。正如托洛茨基所说:“车间里的工人、战壕中的士兵和挨饿的农民开始明白,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之所以譭谤布尔什维克,恰恰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坚定地献身于被压迫者的利益。士兵们过去对布尔什维克感到愤恨,现在却热情地拥护他们,无私地准备跟随他们直到最后一刻。另一方面,群众对于立宪民主党的憎恨不免转移到了它的盟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身上。”

这些说给1930年代工人听的话,对于我们高贵的历史学者来说太过“简化”了。但是比起费吉斯之流的大部头著作,在解释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方面,这些话要准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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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变还是群众起义?

二月革命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将权力交给了资产阶级。连以斯大林和加米涅夫(Kamenev)为首的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给予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批判性支持”。只有身处瑞士的列宁和纽约的托洛茨基明白二月事件的意义,它不仅是俄国革命的开始,也是世界革命的开始。

列宁要求工人不要相信临时政府。但是,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只有8,000多人。列宁解释说,布尔什维克必须立足于群众的意识。在第一阶段,群众不可避免地会选择最少阻力的道路。在俄国,他们大力支持上面所说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只有重大事件才能让他们明白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战略和战术是正确的。

革命中的工人阶级学得很快。布尔什维克迅速增长。1917年2月,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只有2,000名成员(费吉斯认为有3,000人),到4月份有16,000人(全国有79,000人)。到了7月,费吉斯说布尔什维克党有20万名成员。按他的说法,十月革命前夜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35万,“绝大多数是蓝领工人。”(大部分人认为10月份布尔什维克成员人数是24万)

但是革命没有沿直线发展。2月到10月间,情况发生了许多剧烈转折。4月份,由于战争的继续,彼得格勒工人对临时政府已经不抱幻想了。群众——特别是被战争折磨得筋疲力尽的1千万士兵——渴望结束杀戮。但是连工农议会,也就是群众自己根据1905年革命经验创立的苏维埃,也赞成继续战争。

4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多数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拒绝批准8小时工作日。随后的“七月事变”反映了群众的失望和愤怒,但这是派普斯和费吉斯所无法理解的。派普斯不顾当时参加者——从托洛茨基到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所有证词,认为这次事件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为了“夺取政权”而发动的。照这位“历史学者”所说,只是等到失败之后布尔什维克才声称这是一次自发的示威游行,自己不过是想把它引到和平的方向上。费吉斯的观点更加模糊。一方面他引述苏哈诺夫(Sukhanov)的话来支持派普斯,但同时又暗示说布尔什维克对于是否利用七月示威来夺权心存犹豫。此外,列宁还被他描述成一个拿不定主意的人。

事实恰恰相反,这场有40多万工人和士兵参加的大型示威,标志着过去所有革命中都曾出现过的一个阶段。由于对革命到目前为止的成果失望透顶,他们要求将10个资本家部长逐出联合政府:“停止攻势,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就像1848年的“六月起义”、1919年1月的“斯巴达克同盟起义”和1937年巴塞罗那的“五月起义”,七月事件的爆发同样是因为群众意识到自己的革命果实正在被夺走。彼得格勒的示威群众试图阻止革命脱轨。

与费吉斯的说法相反,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反对七月示威但被迫加入。彼得格勒工人已经准备推翻政府,但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对此表示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警告说,俄国其他地区,更重要的是农民和前线士兵,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透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联合政府的真实面目。群众只能通过艰苦的教训来明白这一点。

费吉斯将七月事件前和事件中的列宁描述成一个“懦夫”,这就足以使整本书不能被看成对1917年事件的严肃、科学和客观的评价(第385页)。列宁在7月从圣彼得堡逃往芬兰以求自保性命。他写道:“列宁总是高估自己的人身危险;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是一个懦夫。在这次夏季逃亡中,他的生命并不曾面临直接威胁。”但是只不过隔了一段,他就提到“狂热的反布尔什维克气氛……私刑泛滥的时期,小报上满是列宁在绞刑架上的漫画”。

列宁拒绝出庭接受审判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组成审判庭的会是布尔什维克最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如托洛茨基所说:“只要回想一下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两人的命运就足够了。”列宁躲藏起来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革命。列宁与托洛茨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大脑”,所以也就是革命的“大脑”。在七月事件里,列宁最先考虑的是革命的利益。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都不幸牺牲,那么俄国革命也难免于失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遇害就是德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七月事件引发了反动报复:布尔什维克遭到镇压,托洛茨基入狱,列宁被迫隐匿起来。以科尔尼洛夫将军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试图在8月发动政变,结果被工人阶级打败,当中布尔什维克发挥了最突出的作用。当苏维埃的代表和鼓动员向科尔尼洛夫的士兵解释了真实情况之后,士兵们立即拒绝听从将军的命令。铁路工人把科尔尼洛夫的军队拦在岔道上,使它完全瓦解了。

革命有时需要反革命的鞭策。八月事件使群众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骤然增加。随后两个月里,大部分工兵苏维埃都被争取到了布尔什维克这一边。通过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堡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工人阶级于10月25日夺得了政权。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但费吉斯的结论是,它“实际上只是一次小规模事件,最多不过是一次军事政变,绝大部分彼得格勒居民都没有注意到它的发生。”难以置信的是,他接下来又评论说:“整个暴动,如托洛茨基自己所承认的,是以政变的形式完成的。”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他引述托洛茨基的话说,这次暴动是“一系列经过预先筹划和准备的小规模行动”。

费吉斯丝毫不顾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充满才智的一章《暴动的艺术》里使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说明十月革命和暴动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政变”。后者是由统治阶级或军队中的一部分阴谋家实施的,通常只是导致统治阶级的一个派系被另一个派系取代。但是,托洛茨基说:“只有群众起义才能使一种社会制度战胜另一种社会制度”。

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性

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有本质上的区别。二月革命中群众起义推翻了旧政权,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没能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有客观前提得到满足,社会主义革命和暴动才有可能胜利。但是除此之外,工人阶级要想夺得政权还需要其他条件。与2月不同,10月份时“主观因素”——领导层有远见的、能够带领群众夺权的群众性革命政党——也已具备。

革命形势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两三天的战斗就可以决定一场革命的命运。在俄国,大概只是在9月到11月这三个月里才存在革命胜利的条件。如果工人阶级当时没能取得政权,俄国就会落入资产阶级独裁者——例如科尔尼洛夫——的绞索。

10月前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里的胜利,加上农民苏维埃的突然左转,反映出群众对革命的积极支持,可是费吉斯却认为革命只是由一小部分人完成的。十月夺权的技术和军事方面的确是由小部分人完成的。所有革命都是如此;小部分人在群众的支持下展开行动。与7月完全不同,要想在10月取得胜利,以苏维埃的名义展开行动的布尔什维克需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广泛支持。如果没有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群众对暴动的支持,十月剧变不可能像费吉斯所承认的那样以相对“不流血”的方式完成。反过来,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实际上没有还手之力,说明反对革命的人毫无斗志。托洛茨基所说的“一系列经过预先筹划和准备的小规模行动”指的只是十月革命的技术和军事方面,而不是说群众的支持。而且一个无可置疑的史实是,全世界只有俄国工人——经过十月剧变——夺得了政权并建立了真正的工人民主。

在之后的岁月里,工人阶级有很多机会效仿1917年俄国工人的壮举。从工人阶级胜利的范围、规模与可能性来说,1925-27年中国革命即便不是更伟大,至少也和俄国革命不相上下。1931-37年间,西班牙工人阶级不只一次而是十次试图完成革命。在1968年的法国,工人阶级组织了1000万人的总罢工;逃往德国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者戴高乐(De Gaulle)觉得“游戏就要结束了”,但是法国工人却没能效仿50年前的俄国工人。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也发生了相同的情况,当时该国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关已经瓦解了。不同于俄国革命,大部分葡萄牙公务员都激进化起来,而且正在寻求“社会主义”,但不幸的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重新聚拢,最终消灭了葡萄牙革命的成果。令革命未能完成的是工人组织——社民派和拥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领导层的错误政策。

这一切都和1917年的俄国形成鲜明对比。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和策略引领俄国工人取得了胜利,展开了“震撼世界的十天”。难以置信的是,费吉斯在谈到共产国际的创立时只是一笔带过,而且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俄国革命对国际势的影响。如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预料的,十月革命在欧洲、美洲乃至全世界引发了巨大的革命骚动。由于21支帝国主义军队的干涉,革命曾一度局限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这两个大城市,也就是旧莫斯科公国地区。在帝国主义者的武装援助下,反革命的白军占据了俄国大部分地区。虽然在某些地区穷困潦倒,甚至陷于人吃人的境地,革命最终还是胜利了,这靠的不是先进的武器,而是靠向帝国主义军队里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发出的号召。

从布尔什维主义到斯大林主义?

和过去许多人一样,费吉斯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在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与措施。他说布尔什维克想要“把所有权力集中在党的手里,并利用恐怖手段扫除一切政治反对者”。除了立宪民主党和半法西斯主义的黑色百人团等资产阶级反对党和报纸被镇压之外,革命初期丝毫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只是等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走上了反革命武装道路之后,他们的出版物才被取缔。这和其他内战——包括美国南北战争等资产阶级内战——的情况没有区别。难道林肯(Abraham Lincoln)和北方联邦会允许南方奴隶主及其支持者在北方发行报纸并赋予他们民主权利?难道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会允许保皇党在议会军控制的地区自由活动?相反,他们都诉诸军事镇压,这就是内战的逻辑。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布尔什维克。他们只是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采取镇压措施,而且他们当时认为等到革命蔓延至西欧,连这些军事手段和镇压也都没有必要了。

在写道召集立宪会议时,费吉斯——可能是无意地——证明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声望和初期反革命的软弱。他给出许多有益的事实来说明,农民势不可挡地转向左翼社会革命党,而后者当时是布尔什维克的盟友。他在评论城市中的气氛时甚至说:“解散立宪会议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反对”。尽管如此,他还是说:“外省市镇的政治文明不比落后的农村先进多少,首都之外也没有真正的城市中产阶级来维护民主革命。这就是1917年的悲剧。”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当时俄国没有一个稳固的“城市中产阶级”?如果存在这个阶级,它又能否阻止俄国革命?首先,中产阶级的脆弱本身就反映出俄国资产阶级无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这些任务落在了工人阶级肩上。与农民结盟的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先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开始着手实现社会主义。而且,德国虽然存在“城市中产阶级”,但仍未能避免1918-19年革命。这场革命之所以未能完成,只是因为不具备俄国那样的“主观因素”。

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中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主义存在巨大鸿沟。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党是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政党,而且它也最坚定地动员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他们把十月革命看作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开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革命前多次说过,没有西方革命的胜利,俄国革命将不可避免地失败或变质。

造成斯大林主义的不是布尔什维主义,而是俄国革命的孤立和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这两个因素,再加上内战对俄国无产阶级最优秀分子的摧残,以及群众因为欧洲革命失败而失去其支援并感到失望,导致特权阶层逐渐形成。斯大林不过是这个逐渐从无产阶级手中窃取权力的阶层的代表。所以斯大林主义不仅不是产生于列宁主义,反而是在与布尔什维主义的生死决斗中上台的。新兴官僚要想巩固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就必须彻底摧毁布尔什维主义。消灭左翼反对派(Left Opposition)和所有来自英雄时代的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在大清洗中达到顶峰,托洛茨基将此称为“单方面内战”。

俄国革命的蜕化和斯大林主义的崛起——最终导致了计划经济的终结——能否否定俄国革命的意义?当然不能。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十月革命和之后的事件,我们就可以明白,如果不了解俄国革命及其后来的蜕化就不能理解20世纪乃至今天的局势。尽管存在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的成就仍然告诉我们一个可能性,特别是如果它当初是建立在工人控制和管理的基础上。

研究十月革命使今天的先进工人有机会了解革命的规律。当然,今后事件发展的方式和速度不会和俄国革命一模一样。即便如此,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仍然是相似的,尽管资产阶级理论家愚蠢地宣称我们处在“历史终结”的时代、意识形态已经消失等等。

在我们即将迎来的时代里,阶级斗争将以加倍的力量爆发。工人和青年的最优秀代表将寻求能够告诉他们如何动员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武器。在马克斯和恩格斯的著作里以及对今天有特别意义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里,在1917年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不朽事业里,而不是在费吉斯的书里,他们将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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