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百周年：工人阶级夺权之时

Peter Taaffe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近年，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爆发了各种的“颜色革命”。这些“革命”由于没有挑战资本主义的统治根基，所以对有产阶级代表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因而力求巩固它、“完善”它。相比而言，1917年的俄国革命为工人阶级赋予权力。当沙皇的将军Zalessky为悲痛地审视俄国革命，他为被剥夺了的资本家和地主说道：

“谁会相信法院的看门人会突然成为首席大法官，或是成为医院管理层，亦或是成为了公务员，昨日的下级士兵成为了指挥官，昨日的奴隶成为了普通劳动者或市长，昨日的上油工成为了站长，昨日的铁匠成为了工厂主人？”

但是，在俄国革命中这是千真万确发生的事情。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群众推翻了地主和资本主义，摧毁了酷刑室般的沙皇独裁。此外，在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夺取了政权，并建立了真正的工人民主制度。

丹尼斯（Robert V. Daniels）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著作《俄国共产主义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in Russia），当中他写道俄国革命不过是在工业化第一阶段“未发展社会”中的产物。这观点是错误的。过去九十年里，工人阶级有许多次机会踏上俄国工人1917年的道路。然而在二战后，革命浪潮甚至比俄国革命更猛烈地席卷西欧，包括意大利、法国甚至英国，军队全体投票支持工党，因为他们坚决要结束两战之间时期的大规模失业与贫穷。

在1968年，法国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总罢工，约有1,000万工人参与。他们占领工厂，尝试夺取权力，但是却被自己的组织共产党、工会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阻止。在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中，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崩溃。绝大数葡萄牙官员都彻底激进化起来，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向。相比之下，1917年的俄国其官员依然敌视革命。

在上述所有事件中，革命都发生在“已发展”的先进工业化欧洲。作为颠覆社会的革命，在别无出路时就会爆发。在此之前，群众们会多次前进和后退，直到他们相信有必要发起“最后冲击”。届时九个多月的俄国革命，就是在这样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中发展前进的。

七月事变中，布尔什维克受到残酷镇压、铺天盖地抹黑，为反革命的反扑铺了道路。最后，保皇派分子科尔尼洛夫将军以克伦斯基的结盟为掩护，试图扼杀彼得格勒在三月份时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果实。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政府陷于瘫痪。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人从狱中被释放出来，走去保卫彼得格勒。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群众粉碎了科尔尼洛夫的军事政变。

革命不是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所说的由少数人密人谋的政变。丹尼斯在书中暗示十月革命可以避免的：“只要温和的苏维埃领导人当时自己全面夺权，就可以阻止布尔什维克’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的号召”。他引述另一位历史学家：“如果克伦斯基宣布立即实现和平，并将所有土地交给农民，列宁有可能永远不会走进克里姆林宫。当然这是由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提出的纲领。正是温和势力拒绝这些纲领，确保了他们政敌的胜利。”

但“温和派”被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所束缚，而不会落实这个纲领。土地改革遭遇到地主和资本家们的阻力。两者往往通过银行资本联合起来，根本是一体的。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之一的农业革命，只有在俄国工农政府取得政权后才能实施。当时布尔什维克，也只有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剧变中一直为此奋斗。群众逐渐理解了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对其由敌视改为坚定地支持。一名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士兵说道：“在科尔尼洛夫政变失败后，所有的军队都染上了布尔什维克的色彩……所有人都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预见成真了……科尔尼洛夫将军很快会在彼得格勒的城门”。

布尔什维克的增长

布尔什维克在八月和九月大幅扩大。群众“如呼吸般自然地接受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反过来来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崩溃了，社革党在莫斯科杜马的得票从六月的375,000票增长到九月的540,000票。莫斯科卫戍部队90%支持布尔什维克，在一些分队里甚至达95%。在车间和工厂委员会里，同样的发展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二月革命开始时，布尔什维克仅是少数派，在苏维埃占1%—2%，在列宁在四月归国后也只达到4%。

在那阶段，列宁曾宣布道：“我们一定要立足于群众的意识之上。如果我们有必要维持在少数，就要维持在少数……我们会进行批评的工作，以将群众从欺诈中释放出来。我们的路线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所有受压迫者都会站过来我一方，他们别无出路。”然后在科尔尼洛夫政变溃败后，几个月里的剧变证明了他的话。

革命是一个进程，丹尼斯指出：“革命是经过不同可识别的阶段长年发展的。”可这在时间方面的描述在普遍来说是没错的，但并不适用于俄国，因为当时亟需终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屠杀，带给革命的专制特征和高度紧张局势。但当政权问题被提出时，革命终于到了。如果受压迫群众没有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前剥削者会设法通过反革命篡夺革命果实。

有时反革命是以血腥的形式发生，就如在1925-1927年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当时中国处于蒋介石国民党的血腥恐怖，并陷入如日本侵略军等帝国主义的奸淫掳掠之中。毋庸置疑，如果工人阶级当时不夺取政权，那么另一个科尔尼洛夫将会带来恐怖统治，而不是出现资产阶级教授们所幻想的人道资本主义民主。经过了先前的整段时期，加上先决条件的存在，革命早已注定会发生。俄国统治阶级（贵族、保皇派、官僚和政治上软弱的资本家）在群众之中没有真正根基，正在腐化衰败了。

被压迫民族要求的自由被妥协派否定了。当时农民四处起义并广泛提出土地要求。77%的农业部门在那年的秋季正在起义。而在大工厂里具活力的工人阶级，也感到他们“不能再像这样活下去了”。这无疑是1917年秋季时人民情绪。

即使革命的条件存在，一个犯错的领导层还是可以令革命错失机会。在1917年前后的历史中，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恩格斯曾指出，在整个社会发展的某些时期中，可能会廿年如一日的没什么改变，也可能在一天之内凝聚了20年来所发生的事件。广而言之，这是革命时期的特征。七月事变之后，列宁由于受到谋杀的威胁而藏匿于芬兰，当时他催促布尔什维克领导革命，写道俄国的命运将在两三天内被决定。

事实上，工人阶级和贫农夺权的机会持续了仅仅两到三月，其可能是九月或十月。在十月革命之前，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群众变得的急躁，嘟嚷着说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政党一样不愿夺权。同时，站在布尔什维克左边的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增多。

列宁担忧布尔什维克会错过机会，并担忧苏维埃在盂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影响下会蜕化衰败，身处流亡的他催促布尔什维克站在工厂委员会代表的多数上夺取政权。

当时身在彼得格勒的托洛茨基更贴身感受到苏维埃发生的许多的巨大变化。所有俄国苏维埃之母，彼得格勒苏维埃，决然转向支持布尔什维克。同时，克伦斯基的联合政府试图将最革命的士兵部队调离彼得格勒，明显是为了准备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

九月由托洛茨基担任主席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组成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保卫革命果实。这个机关直接指挥了十月暴动。要成功做到这点，需要布尔什维克这个“客观因素”的存在，十月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国际影响

丹尼斯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国际主义观点失效了，写道：“尽管对1919年充满希望，世界革命并没有实现。”事实并非如此。十月革命的十天 震撼了世界，列宁和托洛茨基认为俄国革命不过是欧洲和世界革命的导火索。1918年的德国革命，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及一连串的政治动荡，但如果欧洲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具备像布尔什维克般的领导，那么可以完全改变欧洲和世界的情况，并将改变历史。

群众政党的作用不能与革命进程分开，它就像难产时妇产医生用的镊子一样重要，没有它革命已经流产。尽管在20世纪有许多的革命的机会，可却只有俄国工人阶级直接夺取了政权，并在短时期内（1917-1923）该政权是真正的工人民主。意味着所有官员由选举产生，可随时罢免，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平均的工资。

由于极权斯大林主义的疫病蔓延，旧日的工人阶级组织（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陷入萎缩和瓦解，并且沦为官僚的空壳，新一代青年和工人往往对“党”抗拒，甚至反对任何组织。可是，除非有一个群众政党作为杠杆，且该党有一个具远见的革命领导层，历史证明革命机会可能被浪费，对群众带来可怕的后果。俄国革命的教训是：需要一个立足于政治觉悟工人的政党，党在各级都由工人自觉的控制、受工人影响，并具有党内民主。这点同样适用于，从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需要什么样的国家体制。丹尼斯写到：“每场伟大的革命都以某种形式的独裁统治而告终。”他暗示过去是如此，所以将来也会如此，完全无视革命所面对的客观现实。

举例来说，十八世纪的大革命发生在法国，这国家比起邻国具有较高经济文化水平。周边国家极度的恐惧，他们害怕将会遭遇与法国贵族和皇室成员一样的命运，于是封建欧洲联合英国资本家们一起反对法国革命。这是其中一个因素，令革命从下层百姓的极端民主转变成波拿巴的独裁统治。

俄国革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是通过工人阶级最民主的组织──苏维埃（工人委员会）和历来最民主的工人国家进行的。它的堕落并不是像丹尼斯和其他人所简单认为，是由于斯大林主义是马列主义固有的产物，而是因为俄国革命的孤立。列宁和托洛茨基从来没有认为，在经济文化如此落后的俄国里能孤立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只有欧洲革命胜利，并通过建立一个欧洲社会主义联邦，才会保证从一开始民主就会巩固并扩大。

然而，这个新生的工人国家面临着内战。被剥夺的地主和资本家与21个帝国主义军队勾结起来，试图破坏俄国政权。在一定时期里，革命仅限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其余的俄国地区还在地主和资本家反动分子手中。可是，通过呼吁国际的阶级团结，革命最终成功了。如果没有欧洲和世界工人阶级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胜利的。丹尼斯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的专制是其固有的特征。这观点是错误的。他斥责布尔什维克禁止反对党，但他忽视了一个细节。除了法西斯主义者、右翼反动的黑百人团，所有政党都被允许在革命后的第一阶段存在。只是当他们组织军队，诉诸内战方式时，布尔什维克才被迫采取行动。

试想一下，美国总统林肯在内战如何对待奴隶主？他允许奴隷主代表在联邦控制的地区运作吗？在英国内战中克伦威尔及议会军会让查理一世军队在他们的地区运作？只是提出这些问题，就足以证明在阶级内战中剥削者的“民主”是如何荒谬和抽象。然而，当革命在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里发展时，其将不可避免的在国际上蔓延，上述做法可能就变得没有必要了。

现在世界金融市场的巨大震动，正预示着未来的经济衰退。虽然有些人讥笑在现代社会发生革命的前景，但在廿一世纪所谓“先进社会”中动乱将会成为事实。